2019年12月22日，第二届清华大学全球发展论坛在清华大学近春园隆重举行。本届论坛由清华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和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共同主办，主题为“大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来自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改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防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二十多家机构的3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向波涛致开幕词并代表清华大学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向波涛介绍到，清华全球发展论坛目前已举办两届，论坛创办以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影响力不断提升，成为讨论全球发展的重要平台。清华大学一直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提出了“三个九年”分三步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路径，目标是全面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在新百年发展过程中，清华提出了更创新、更国际、更人文的新发展理念，以开放的姿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全球发展。2017年清华成立了智库中心统筹智库建设，为高水平学术交流提供平台支持。清华全球发展论坛是学校重点支持的论坛之一，清华大学与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强强联手，必将进一步提高论坛水平，取得更大的研究成果，为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助力。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黄勇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当前世界正在经济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的浪潮，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挑战和变革。正确理解当前的大变局，对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开放中实现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大国博弈加剧，国际关系体系面临重大变革。全球化深入发展，我国传统优势产业面临新的竞争。中国应积极开展国际经济合作，践行多边主义，引领全球化进程，与各国一道推动“一带一路”转向高质量发展，实现从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到推动者的角色转变。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做了以“世界格局走向大变，中国面临大治”为主题的发言。他指出世界体系面临巨大的变革，但中国仍将继续发展，继续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趋势没有变。当前阶段大国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并没有形成。全球经济中增长乏力和动能不足的问题使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面临压力。地区热点问题不断涌现，新问题老问题相互交织，为和平与发展带来挑战。在国与国关系之外，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也日益紧张，恐怖主义存在的土壤仍难根除。世界秩序日趋混乱使全球治理赤字凸显。遏制中国发展可能上升为美国的国家意志和政治共识，中国应有足够的战略准备。中国应成为新型国际合作的主要力量，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推行将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发展，构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在主旨发言中提出在当前的世界大变局与中国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空交汇的背景下，中国既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在大变局中世界和主要国家都存在着“焦虑”。中美贸易战使全球经济增长陷入悲观，贸易战的干扰拖累了世界经济。“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均衡发展、全球治理带来新的动力。中国所推动的基于“包容”的国际合作理念将为全球经济秩序注入新的智慧。未来“一带一路”要推动要素流动型开放更要推动制度型开放，在大变局背景下应该高质量地共建“一带一路”。
论坛第一环节的主题是“大变局：中国与世界”，由清华大学智库中心副主任、“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史志钦主持。国家发改委社会司司长欧晓理指出，当前世界的局势可以以一个“乱”字来概括，这是目前大变局最突出、最显性的特征，反应出了当前世界中的种种矛盾。“乱”的表象背后是旧秩序的衰落，新秩序的兴起。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之治，中国正向着民族复兴的既定目标前进。中国应当坚持自身的发展道路，在办好自己事情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开放，历史已经证明在中国为世界贡献自己的文明与力量的同时，自身也将得到巨大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刘元春的发言围世界新格局与中国的选择展开。他指出长时段的视野对理解当前的中国与世界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关于世界政治和经济变化的周期理论应当被重新纳入我们的分析视角当中。世界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低迷期，各国之间出现了“超级分化”，可能带来各国对“利益空间”争夺，带来治理危机。当前世界可能处于上一轮科技革命的尾部，分配不平等加剧，民粹主义兴起，解决极化与分化的问题，需要更多的智慧。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院长贾庆国提出，当前的百年大变局主要体现在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的变化，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正在受到挑战。二战后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利益遍布全球，因此美国要维持国际秩序，但面临着极高的成本，也试图利用其他国家的资源维持国际秩序。现在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冲击，特别是中国等国家综合实力的增长。由于大多数国家先现存秩序中都有利益，所以其在未来仍会延续，但会出现多方面的改革和变化。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教授蔡继明认为，中国发生了从最初抵制全球化到高举全球化旗帜的转变，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自身也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应关注国际贸易的机会成本和比较利益率，以广义价值论评价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广义价值论体现了国际贸易中的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的原则，也为发展中国家的赶超战略提供了指导，中美等国可以从这一角度看待国际贸易中的分歧。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唐永胜认为，当前的大变局是结构之变而不是周期之变，是根本性的变革。过去的变局主要是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调整，而今天的变化是资本主义占主导的体系的全面危机的体现。美国的军事霸权、金融霸权已经扩张到了极限，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和社会的撕裂。非国家行为体、信息化智能化、民众多样化的需求等新的因素对世界结构产生深刻影响。中国应在变局中拓展空间，因势利导逐步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论坛第二环节的主题是“大发展：‘十四五’规划与‘一带一路’”，由清华大学共同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赵可金主持。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金鑫在发言中指出，当前讨论“十四五”规划和“一带一路”很有前瞻性，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高质量”将是未来“一带一路”发展的关键词。要更加突出“三共”原则，突出多边主义，要体现更多的国际参与，争取合作的“最大公约数”。要加强与国际和区域性组织的合作，将这些组织吸引进入“一带一路”合作的框架。加强沿线国家间基础设施、产业链、价值链等多方面的互联互通。要在外界关注的“绿色”、“廉洁”、“创新”、“透明”等关键词上下足功夫。
中国丝路产业与金融联盟理事长曹文炼提出，在“十四五”期间首先要把国内的问题解决好，才能在“一带一路”上下功夫。要力保国内的经济增长，稳定预期、提振信心，因此“十四五”确立合适的目标非常重要。“一带一路”要定位为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统筹各种战略的最高的战略。要在“一带一路”的软实力上下功夫，树立海外投资的信用，扩大“一带一路”的海外学术交流和宣传。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创始院长李稻葵强烈建议“十四五”期间中国应该以我为主建立一批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同时以我为主打造一批高端论坛。过去中国参与了大量的国际经济机制，最近五年开始摸索建立自己主导的机构，但中国的作用还发挥地不够充分，中国的发展理念也没有充分地体现。应当以“一带一路”为主题建立新的开发银行，以我为主地推广中国的发展理念。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陈凤英认为，整个“十四五”期间世界的外部环境可能是低增长而非大发展。世界范围内增长率持续低迷，杠杆率升高，普遍的老龄化到来，新一轮的科技革命“远水难解近渴”。只有亚洲还能保持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比其他国家更小，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到来。全球治理可能出现“美国化”和“中国化”的分裂，中国要寻求“创立”新的机制，为战略竞争做好准备。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主要讨论了“一带一路”的经济外交属性。“一带一路”是中国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当前阶段的经济外交是经济与外交的互动，最终服务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义利观是中国特色经济外交的指导原则，未来“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正确义利观的指导。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何平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和潜力。中国过去四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外部因素已经发生变化，未来能不能维持高速增长存在不确定性。贸易战对中国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在贸易上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中国要实现经济增长，保持原有的产业分工是不可能的，必须要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这就是“一带一路”的意义。
论坛第三环节的主题是“大治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由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常务副院长潘庆中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院长陈岳发言的主题是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发，推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主客体、对象和价值导向都有所不同，但两者密不可分，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的界限日益模糊，国家治理也包括对国家外交事务的治理。中国应当采取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相结合的基本立场，在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上关照全球治理，将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进行统筹，充分考虑全球治理的大趋势，立足于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的交接点确定价值导向。
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主要讨论了中国的国际战略与经济的关系。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对外依存度过高也可能影响国家安全与战略自主性。巨大的对外贸易和投资，以及日益增长的海外人口，是否会影响国家对外战略的制定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对外依存度与国家战略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性，如何找到经济对外依存度的合理限度，避免战略选择困境，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戴长征指出应该在大变局的背景下理解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全球治理的危机从根本上说还是国家治理出现了问题，资本主义体系长期积累的危机暴露出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刚刚开始，可能要持续很长时间，取决于中国能否抓住机遇实现崛起。既有的以主权国家为单元的治理格局与全球治理存在着矛盾。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具有潜在的历史和逻辑合理性，但需要有现实的基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要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的现实基础。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周方银认为要找到百年大变局中根本性的一些变量。这些根本性的变化可能是西方由不断的扩张转而不得不收缩，在此过程中中国不应当激化中西方的结构性竞争，在完全准备好之前避免站在多方的对立面上。中小国家对大国建立的秩序是持怀疑态度的，美国对中国的竞争压力会持续增大，中国首先应立足做好自己的事情，并改善与欧洲、日本的关系。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中要有战略耐心，避免操之过急。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谢韬主要分析了美国联邦政府的治理赤字。在多方面的数据分析基础上，他指出美国联邦政府呈现出两党极化、否决政治、行政权力碎片化和司法化等多方面问题。但美国政治的衰败不等于美国社会的衰败，美国社会仍然具有创新性和活力，地方政府的自治能力使美国的次国家层面治理比联邦政府表现的更好，因而不应过分夸大美国当前的治理危机。
经过一天的讨论与互动，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全球变革与中国对外开放的主题充分表达了观点，为在新的时空背景下中国如何继续扩大开放积极建言献策，发言具有高度的理论性和客观性，论坛在热烈的气氛中顺利结束。该论坛是清华大学智库中心重点支持打造的智库论坛系列之一，每年举办一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