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方对华加征关税的商品规模不断扩大，对全球贸易、FDI、产业链、世界经济、地缘政治等影响大而深远。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好新时代下中国与美国以及世界的关系，是我们需要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的重要血液，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经济与金融经受住了各种考验，我们有自信、有底气自觉地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用开放促进改革和发展，以主动开放的姿态，顺应历史潮流，勇担时代重任，真正提高中国金融业竞争力，增强金融自信，向金融强国迈进。
一、金融开放是成为金融强国的必由之路
2017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为下一步中国金融发展与改革工作指明了方向，更为金融如何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指引。
金融是世界强国的重要支柱和必要条件。完善的金融体系不仅通过提供有效信息与风险分散手段，提高了金融活动的参与意愿，促进了资本积累和生产率提高，对增强国家实力有重要意义，而且，强大的金融体系能够有效整合国际资源，是当今世界强国的必备条件之一。在世界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被世界公认的强国荷兰、英国以及现在的美国，虽然三国的鼎盛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但都有一个共同点是国家的强盛都依赖其强大的金融体系。
回顾世界近现代史，建设金融强国是成为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面临着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国要实现经济由大而强的转变，离不开金融业的发展作支撑。
二、从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挑战与机遇并存
目前，金融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金融业的发展非常迅速。从资本市场规模来看，按国内上市公司总市值计算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资本交易市场。中国是当之无愧的金融大国，但目前还不是一个金融强国。
第一，金融相关法律法规有待完善，监管有效性有待提高。
中国金融发展起步较晚，中国的现代金融法律与监管体系从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逐步完善。金融相关法律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1995年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1997年才开始施行，其他金融相关法律也多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才开始施行。金融监管体系方面，1983年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1992年证监会成立，1998年保监会成立，2003年银监会成立，2017年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2018年银监会与保监会整合为银保监会，且它们拟订行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最终由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统筹协调各金融管理部门工作，“一委一行两会”的监管格局就此形成。
第二，中国的金融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善。
以股票发行体制为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股票发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市场化定价，但现有的发行体制仍然是核准制，中国企业上市仍然面临着行政控制环节过多、审批程序复杂等问题，在发行人资格审查、发行规模、发行乃至上市时间等方面都受到监管部门的干预较多。此外，中国企业股票上市门槛相对较高，例如上交所、深交所主板与深交所中小板的上市条件中均包括近三年会计年度净盈利，而纽约证券交易所、伦敦证券交易所均未对企业盈利有所要求，纳斯达克与香港证券交易所当企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便会对盈利要求相对降低。对净利润的要求可能会把一些成长中、现金流良好的优秀企业拒之门外，不利于中国科技创新类企业的发展。此外，目前企业退市机制还不够完善。
2007-2017年上市公司数量和市值
第三，金融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
我国的金融结构是典型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虽然中国目前已经建立了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种类比较齐全的金融机构体系，但银行在金融机构中占绝对的主导地位，这一特点可以从金融资产比例与融资比例中体现。近年来中国居民手里可支配收入越来越多，却找不到良好收益的出口。银行利率一再下调，刺激消费的同时，更刺激了大众的投资理财需求。与这种现象共生的是另一种反相，就是企业的融资难问题。部分行业渴求资金和社会融资规模快速扩张并存，钱多和钱荒并存，这说明金融有脱离实体经济“空转”的危险。
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负债情况
第四，人民币国际化程度需进一步提高。
IMF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人民币正式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也是中国金融逐步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表现。然而，与中国在国际的经济与贸易地位相比，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与中国经济实力不甚匹配，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根据最新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在贸易计价结算、金融计价交易、国际储备等领域，人民币使用止跌回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2019年是人民币国际化十周年，也是一个新的起点，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将面临转变，虽然前景较为乐观，但是人民币国际化在平衡中走向成熟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第五，金融相关信息服务建设有待完善。
由于西方金融信息服务市场发展历史长远，国际金融信息服务市场处于其高度垄断之下，中国的本土金融信息服务机构起步较晚，大都选择在模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虽然在国内有了不错的发展势头，但是仍然缺乏有国际影响力与公信力的金融信息服务机构。目前我国对金融信息服务内容的监管主要以政府监管部门为主。长期以来，我国的监管机构通常用看待媒体的角度来看待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及其发布内容，往往忽视了其中所涉及的话语权、金融安全等内容。总体而言，我国对金融信息服务内容、传播的监管理念、框架还需要加强，亟须完善。
与此同时，更值得关注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出现“治理赤字”的阶段，在全球经济相对增长乏力的同时，中国的金融与经济发展，无疑是世界经济稳定和国际金融安全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世界需要中国的力量，中国的方案。这都为中国成为更自信的金融强国带来了重大机遇。
首先，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存在重大失衡，需要中国方案。在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中，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受到排挤，处于绝对的弱势。伴随着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失衡与不公正感到不满。在国际金融机构不公正与失效的背景下，中国发起并主导的亚投行成立，宗旨是为了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和加快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且加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发展中国家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支持其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而现有的IMF与世界银行往往不能提供有效的支持，这正是亚投行发展扩大的机遇。
其次，巧借世界之势，开放金融环境。纵观当今世界，全球经济低迷，更有衰退之势，一些经济大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本国利益优先的措施，以闭关锁国、孤立封闭、以邻为壑的态度面对全球化进程。然而70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国际治理体系始终处于良性互动中。中国“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外交政策，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机遇。中国作为世界最大消费市场、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世界工厂，是世界经济大环流的“发动机”，带动起了全球范围的贸易“供应链”和“采购链”循环，不断作为贡献者的姿态反哺国际经济治理。近期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430.4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总额同比减少29%、连续3年下滑的大环境下，略低于日本（1431.6亿美元），成为第二大对外投资国。截止2018年底，中国超过2.7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88个国家（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3万家，全球80%以上国家（地区）都有中国的投资。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设立境外企业超过1万家。2016年以来，中国连续举办G20领导人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作为负责任的全球大国，中国不断为国际经济发展贡献本国的智慧与探索力量。
第三，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为中国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历程要远短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但近年来经过高速发展已处于世界前列。花旗银行的报告显示，2016年前九个月，中国在金融科技领域的投资约为90亿美元，占据了全球投资总额的一半。渣打和《经济学人》近期合作的研究表明，中国在电子支付、网络信贷与网络投资理财三个方面具有相当大的优势。从体量规模上看，中国的电子支付规模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占全球总体规模的近50%。在互联网信贷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占全球市场规模的75%。在全球最具创新力的前五大金融科技公司中，中国占据四席。
第四，第四次工业革命推进金融开放进程。以物联网、大数据、机器人及人工智能等技术为驱动力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席卷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金融开放进程是一个极好的机遇，数字技术的利用有可能加速提高制造业在产品研发、质量以及生产率方面的国际竞争力，还可能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时势造英雄，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等大型互联网企业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各显神通，不仅创造推动经济增长，拉动社会就业，也逐渐成为跨国发展、扩张海外的“踏板企业”，参与国际竞争，逐渐成为全球体系中具有较高价值链的角色。这类有较强竞争力的“踏板企业”，是推进第四次工业革命连动的金融开放的关键因素。
第五，金融开放有利于我国加快收入分配调整，缩小贫富差距。中美经贸摩擦会造成我国部分企业经营困难，一些外资企业转移搬迁到第三国，从而导致这些企业的员工收入下降或者失业。此外，一些从美国进口的商品涨价，GDP和税收增幅增速降低等，可能带来金融市场的波动，对民众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要克服这些暂时性的困难，就需要抓住时机，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加强宣传教育之外，还必须实行“减租减息”，加快收入分配调整，缩小贫富差距，缓和不同阶层的矛盾。这样才能凝聚人心，积蓄力量。
综上可见，自信的金融强国下的金融开放过程中，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存，金融开放仍然是一条漫长的“强国长征路”。
三、构建现代金融体系 布局金融强国战略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见成效，人民币国际化取得进展，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获得国际社会普遍响应，这些都表明，中国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因此自信地加紧金融强国的战略布局正当其时。
第一，要制定金融强国战略，提高我国金融行业的国际竞争力，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将建设金融强国尽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引起全党全社会对金融发展和稳定的重视，将金融强国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在准确把握我国当前经济金融客观情况的基础上，从战略角度和国家层面对建设金融强国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推进相关规划和政策的出台，包括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相关指标体系的设计、实施步骤和时间表等，以满足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需要。
第二，做强实体经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实现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将支持实体经济作为金融发展的根本落脚点，打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通道，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进价格机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市场化改革等，推进国企改革，打破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兜底行为。
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满足多元化的融资需求，拓宽融资渠道，扩大融资结构中直接融资的比例，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积极发展债券市场，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市场。防止资金在金融系统内部的自我循环，规范银行同业业务和资管业务的发展，规范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防止资金过多地流入房地产市场，保证住房的居住属性。
第三，从硬件设施和软环境建设两方面，夯实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在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上，硬件设施和软环境建设要双管齐下，完善金融产业链条，推动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要高度重视金融基础设施在经济增长、制度变革、应对风险中的基础性作用，将其作为金融改革的配套体系协调推进。不仅要加强诸如支付清算系统、征信系统等硬件设施的建设，还要完善金融法制环境、社会信用环境、金融监管、定价机制等软环境。既要借鉴国际发展经验、对接国际标准，也要积极建立中国标准，增强我国金融体系的开放程度和国际影响力。
第四，通过科技创新推动互联网金融行业跨越式发展，解决金融领域的核心问题，加快互联网对传统金融部门的改造。加大金融领域的科学技术创新，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技术，优化资金配置效率、强化金融风险管理、保障金融系统安全，拓展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保持我国在互联网金融行业的领先地位。发挥机遇互联网等新技术的乘数效应，加快传统金融部门的转型升级，提高金融行业的整体运行效率。
传统金融部门要加快向互联网方向的转型速度，通过提升管理、优化服务、创新产品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新兴互联网金融行业要基于小额、大众、公开的特点，在普惠金融方面如小微、“三农”等领域重点发力。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优势互补，细分金融市场，重塑金融格局，打造高效便利普惠的金融生态系统。
第五，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提升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首先，提高人民币的自治力和影响力，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拓展离岸人民币交易市场平台，提高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结算比例，扩大货币互换国的数量和规模，更多地在境外发行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金融债和企业债；积极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合作，逐渐改变美元本位之下世界金融格局，弱化美元霸权地位。
其次，积极谋求金融和资本市场定价权，建成国际性的金融中心，充分利用区域性的金融合作机制。虽然当今国际金融总体格局仍然以纽约、伦敦、东京等发达经济体金融中心为主导，但是新兴市场金融中心正在迅速发展。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继续推进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联合广大非话语权国开展与话语权国的对话、沟通和博弈，在金融决策机制、治理结构、贷款职能和资源分配等方面取得突破。
第六，确立货币主权，完善我国货币发行体系。金融体系中最核心和最基础的货币发行问题事关国之根本。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建立了一套完整和独立的货币发行体系。为了更好地应对潜在的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我国的货币发行体系，使之不再受制于外汇储备规模、贸易顺差、外资流入和其它一些情绪因素的影响。
完善货币发行体系的具体措施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针对国有企业的资本和经营预算，为央行调节自身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科目提供便利，摆脱外汇储备约束，为货币政策赢得更多灵活性；二是实现地方财政预算的硬约束，下决心重建部分地方财政收支，使之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破除人民币稳定的长期隐患；三是针对“金融机构有政府兜底”的错误预判，及时打消市场对于理财产品、信托等资管类产品的刚性兑付的错误预期，打破金融机构的隐形担保；四是聚焦于通过资本市场化解金融体系风险的目标，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五是明确货币政策目标，增强市场对央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信心；六是稳定中国股市，在中美经贸摩擦中警惕企业和银行被降低评级的风险，并严防风险延伸至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