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19年10月27日上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上海纽约大学联合举办论坛，主题为“中美经贸关系——寻求新的出路”。本次论坛还发布了包括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37位有国际影响力的经贸专家和法学专家签名的联合倡议书。本文根据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鞠建东在本次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中美两国的关系现在陷入一个困境，有的主张深度融合，以至于趋同，有的主张完全脱钩，这是两种极端。我给两国关系贴的标签是“竞争共存”。
今天，中美两国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是个大问题。
首先，我不认为趋同是可行的，因为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向完全的市场经济转变，必须让资本和市场起主导作用。从数据中可以看到，中国一直坚持的是政府和市场携手，双方达到一个平衡。如果只让市场起作用，会带来包括收入不平等在内的很多问题，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欧美发达国家都是如此。当然，如果只让政府起作用，市场没有活力，问题更大，中国这方面的教训不会忘记。
过去，我们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分工与协同，取得了非凡的经济发展成就，这本身也体现了全球不同发展体制的多样性，应该允许各个国家自己去尝试，互相竞争，解决好各自的问题，能给全球带来普适的贡献更好。
另外一个方向是脱钩，也不可行。我们知道世界是由全球价值链连接起来的，脱钩会导致非常多的问题。我们还是应该采用折中方案，实现“竞争共存”。
在我看来，中美经贸争端最关键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建立更适合未来的世界秩序。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告诉我们，世界秩序需要一个超级大国或者霸权主导才能稳定。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霸权稳定”的思维方式里，中国和美国一定会去竞争霸主，两国就会走向敌对。但如果我们摆脱这种思维定式，相信世界可以允许若干个大国和平共处，竞争共存，美国和中国就有希望继续作为合作伙伴，问题就变成如何达成“竞争共存”的格局，使之成为现实并稳定、可持续。
“竞争共存”的世界秩序可以通过《联合倡议》提出的四类政策框架来实现，因为在中美关系中，既有互惠的领域、竞争的领域，也有对抗的领域，结构并不单一。
首先是互惠领域。比如美国在农产品、能源等方面相比中国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在纺织品等方面相对美国有比较优势。在这些领域，两国可以加强互惠贸易。
其次是竞争领域。例如在非军用技术领域，如芯片、手机等行业，中美两国可以竞争。竞争是为了生产出更好的产品，通过竞争激发创新，这会让中美两国都获益，其他国家也会因此获益。
再次是对抗领域。例如军用技术的对抗和竞争。这类政策的原则是对等。如果 A 国实施了一项对抗 B 国的政策，那么 B 国也可以对等地实施类似的对抗 A 国的政策。
最后是多边对抗领域。美国GDP占全球的24%，中国占16%，加起来40%，剩下还有60%来自于其他国家。因此，即使中美两国要进行对抗，其他一些国家也并不想加入。对抗的任何一方都不应要求第三国一起联手参与对抗，不要把双边对抗延伸为多边对抗。
两国关系的背后经常会涉及到多边关系，就像我们夫妻关系如果闹得凶了，就会超出我们小家庭的范围，变成多边关系。我们不妨打个比方。假如中美是一对夫妻，我们现在算是夫妻关系有点僵，吵得比较厉害。一旦家务事闹监管难解难分，妻子往往会求助于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希望站在自己这边。但理智的父母通常会保持中立，鼓励夫妻二人自己好好谈，争取继续携手合作，寻找新的出路。这样的最终结果往往是最圆满的和平解决。如果谈得不好，男方的父母可能也会介入进来。就好像中美之间如果谈不拢，欧盟、日本等，就将不得不参与，中美双边关系就难免要发展成多边关系。
历史证明，两国有冲突，双方自行协商解决是最有效的，不能要求第三方站队或插手。第三方插手往往会导致矛盾升级，而不是解决。1870-1914年间，德国和法国一直在争夺欧洲的主导权，这期间的双方对抗对整个世界影响不大。直到1914年，第三方英国决定放弃中立立场，加入法国一边。同时，俄国也决定一起对抗德国，结果就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们要记得这些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