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去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六稳”工作方针，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其中稳就业居于“六稳”之首。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六稳”工作方针是有远见的，有很强的针对性，而且卓有成效，在国际经贸不确定性不断增多的环境下，我国经济仍然实现了预期的增长，就业形势整体稳定可控，脱贫攻坚战步步为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定了厚实的基础。
但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和人工成本的增加，有声音对稳就业居于“六稳”之首提出了疑问，认为想办法让企业生存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为此，即使失业率适当增加也是可以的。对这种声音，我们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警惕，并要继续将稳就业置于首要位置，使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越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越要把就业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最大的民生。保持比较充分的就业，也是社会稳定运行的重要前提。经济增长比较好的时候，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旺盛，创业机会也比较多，就业问题比较好解决，政府更需要关心的可能是通货膨胀、经济结构、资源环境等问题。但在经济下行阶段，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有可能会减少，创业机会也可能相对减少，就业压力随之增加。如果不切实采取措施，失业率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提高，这将带来一系列问题。今年以来，我国就业的主要指标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根据人社部的数据，1—9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97万，基本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三季度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61%，同比下降0.21个百分点；9月份，全国调查失业率为5.2%，低于5.5%的控制目标。但就业领域的这一优异表现，并不是说我国就业压力小了，没有就业问题了，而是表明中央和地方政府，将稳就业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来抓，并采取了诸多措施，效果显现了，硬是将潜在的就业压力化解了。但可以想见的是，随着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的实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的广泛运用等，局部地区和部分行业，将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失业现象，就业压力仍将像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需要提防和化解。因此，稳就业仍需要被置于首要位置。
当然，稳就业有赖于发挥其他“五稳”的效能。其中，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涉及经济增长问题。虽然最终消费需求已经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在现阶段，外需和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仍不言而喻。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我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继去年从此前78位跃至46位后，今年再度提升至第31位。而随着《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正式颁布，我国的营商环境将会更加优化，这对于稳外资、稳投资是十分重要的。由于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外贸的不确定性将比较大，但随着进口博览会的举办、“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特别是稳外贸措施的不断出台，我国外贸也呈现出比较稳定的态势。至于金融风险，应该讲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经过实施去杠杆、脱虚向实、对外开放等措施，金融渐稳。可以说，金融、外贸、外资和投资的稳定，确保了经济增长稳定在合理区间，这夯实了稳就业的物质基础。稳预期虽在“六稳”工作中居于末位，但稳预期就是稳信心，而信心比黄金还重要。由于经济韧性不断增强，人们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普遍信心比较足。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13个显著优势，更给人们带来了稳定的预期。总之，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效能不断得到释放，稳就业也就有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稳就业是项长期任务。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有利于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这意味着，稳就业不仅要实现更充分的就业，而且要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在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时候，确保就业更充分可能是比较紧迫的事情，稳就业就是要使失业率控制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在经济增长形势比较好和经济发展的高阶阶段，确保就业更高质量可能是更重要的事情，稳就业就是要在更充分就业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就业质量，实现体面就业。这同时意味着，稳就业需要有一种促进机制，而且这种促进机制是要管长远的。经过70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稳就业、促就业的机制，包括从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到就业优先战略；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到就业优先政策；从鼓励就业岗位的创造和维持，到重视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升等。但这套机制需要与时俱进，既要坚持，也要完善，在坚持和完善中不断推进劳动力市场、就业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