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国际关系学科诞生百年。一百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英国威尔士大学出现了第一个国际关系学意义上的讲席，从此开启了学科的百年征程。然而，相比于文、史、哲、法律、经济等学科，国际关系学仍是学术大家庭中的年轻人，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尚处于学习、探索的阶段。值此百年之际，反思当前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不足，从科学、艺术与人文的维度展望未来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线索，将有助于增进学科交流，推动学科发展。
科学的国际关系学研究
科学的国际关系学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支柱，支撑着学科的前进，推动着国际关系研究不断朝向规范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作为科学的国际关系学研究，是指用现代科学的学科方法、理论工具和评价标准进行研究。它要求得出确定的规律性结论，并且研究过程经得起重复检验，因此这种研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具有浓厚的科学研究色彩。回顾学科发展历史，以20世纪60年代历史主义与科学主义之间的“第二次大辩论”为标志，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方法逐步取代古典的历史人文研究方法，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具体表现为此后的学者使用科学方法对“国际关系规律”展开探索与争鸣。尽管这些研究关注的问题层次、议题焦点与工具方法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对探索国际互动中的规律有着强烈的学术冲动，并且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向自然科学靠拢的趋势。正是得益于国际关系研究与科学研究的对话，当代国际关系学才得以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当前我国国际关系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过于对策化、机械化和技术化。首先，研究议题的局限性较大，虽多数聚焦与中国有关的热点问题，但对世界其他地区问题的关切不够。尽管国际关系的研究议题愈发多元化，但研究者对政策性问题更为青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被不断压缩。其次，机械化和碎片化研究较多，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学科发展缺少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进步。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更应着眼于知识的增长，考察是否出现了新的研究范式或思想方法，是否开辟了新的研究空间或研究议题，某个次级学科的发展是否对其他次级学科起到了带动作用等。最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人”显得越来越模糊，成为“去人化”的技术生产。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应该真正建立在对人的研究之上。
做好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要求我们紧跟科学发展前沿、不断创新，明确知识的更迭方向，搭建知识对话的平台。首先，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只有紧跟科学发展前沿，从最新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发展中汲取养料，才能充满活力。其次，粗放的、数量带动式的国际关系研究无法实现学科整体知识的增长，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应是知识引导型的。无论我们采取何种策略作为知识进步的方向，目标都在于避免碎片化、机械化和应激式的重复研究。最后，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要有知识对话和交流的平台。不同的议题存在某种知识上的通约性，如彼此之间有共同的话语体系，不同的方法论之间可以产生火花，思想能够交流延伸和互动，知识能够互补。
艺术的国际关系学研究
作为艺术的国际关系学研究，是指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借鉴艺术领域的学科思维、工具方法与审美策略，最大限度地激活研究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增添研究趣味的同时，拓展研究视角，展现国际关系中更具色彩的一面。它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源泉，也是研究中新动向、新方法和新增长点之所在。然而，在国际关系与艺术的跨学科研究中，对艺术和艺术性思维的关注仍然处于边缘地位，究其原因有二。第一，艺术具有较强个体性和瞬时性特征，研究者很难对艺术的“文本”进行准确解码，以满足科学的研究需要。第二，国际关系研究者深感自己缺少有关艺术的专业技术知识。有鉴于此，增强艺术修养，学习相关知识，同时大胆涉足艺术议题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艺术和国际关系不仅在研究议题上有着广泛的交集，更在研究方法上存在可供相互借鉴、相互补充的内容。当前，有三大议题占据了作为艺术的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第一，艺术和国家想象、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艺术和国家想象之间联系紧密，它不仅是对不同时期社会意识形态与大众心理的再现，还隐微地反映着特定社会语境下主流政治叙事和日常生活中政治实践之间的张力。国家建构和主权确认，以及公众对主权的想象都无法绕开艺术话题。第二，艺术作为透视政治关系的独特视角。这类研究不再将艺术视为与政治无关的审美活动，转而关注它们实际卷入的复杂国际关系，通过解读艺术隐含的主权叙事，深刻反思全球化背景下不同人种、文化与文明遭遇的种种偏见，其中对博物馆和国家间权力关系的探讨便是一例。第三，失窃文物的跨国追索与艺术品的跨国保护。失窃文物的跨国追索不仅涵盖国际合作、国际规范、跨国犯罪、去殖民化等国际关系议题，还牵涉到艺术史、考古学、文物保护、文化产业等相关学科，而艺术品的跨国保护问题更是从艺术角度直击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权问题。可见，艺术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项“构成性制度”，连同它所指涉的艺术创作、艺术体验和艺术表达一起成为形塑国际关系的重要力量。
用艺术思维审视国际关系现象，将为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注入更多想象力和创造力。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兴起了“美学转向”之风，一方面批评了对艺术领域的忽视，另一方面则借用艺术与美学领域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挑战传统的国际关系学科假设。从艺术的角度看，仅仅采用科学的方法，通过实证主义、经验主义解读国际关系并不能准确、全面地揭示国际互动的本来面目，因为这种认识框架将人的情感与冲动排除在外。只有辅之以感性的视角，透过艺术的、情绪性的表达凝视国际关系，才能够更好地还原被科学方法所过滤掉的事实真相。在此基础上，大致有三个方向可以作为艺术的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切入点。第一，将艺术视为国际关系的构成性要素，关注情感与艺术共同建构的国家忠诚和国家边界问题。第二，将艺术作为国际关系的研究客体，关注艺术品内涵的社会转型和其中隐含的主权要求。具体而言，“艺术—认同—主权”“艺术—人权—正义”与“艺术—宗教—主权”问题可供探索。第三，将艺术视为自足的国际关系概念，关注“艺术的”研究视角，尤其是全球化浪潮中的“艺术主权”与“艺术反抗”。艺术就是艺术本身，它自己就是参与国际关系的实体，不需要依附任何现有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一点，国际关系研究的空间将被大大拓展。
人文的国际关系学研究
作为人文的国际关系学研究，是将人置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地位。“关系”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落脚点，而人又是关系的核心，研究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对“人”这个概念的深度考察和终极关怀。无论是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还是艺术的国际关系研究，它们的技术性和工具性色彩都更为突出，研究中的温度、草根视角、对人性的关怀和对人性的比较难免不足。国际关系不是单纯的物理关系，也不是可以完全模型化的数量关系，它是各种群体之间的关系。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强调我们在“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的时候，更要做到“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人的好恶和人性的特点去识别、比照、研究“最小的国际关系”，丰富对他者的关切，着眼于对其他民族、国际社会、群体境遇的体察，重拾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温度”。
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旨在告诉我们什么是人，何以为人，什么是人的精神与价值。它不只关心和平与战争的原因，还思考如何减少因战争冲突而带来的死伤；不只关心跨国公司、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之间的互动博弈，更思索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增进个体的生活质量；不只关心族群认同和边界冲突，还讨论如何减少社会成员的焦虑感与不安全感。仅用单一的国家尺度、战争尺度和外交尺度是无法充分理解国际关系的，过度机械化、政治化、国家主义化的研究路径无疑会缩小我们的研究视野，使国际关系研究失去哲学意义上的崇高感。
科学的和艺术的国际关系研究最终都要落脚于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要时刻秉持人文关怀，从更低但更坚实的角度开展研究。在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中，人居于中心位置，因而我们在关注宏大叙事的同时，不妨适当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国际关系现象，回归对人的体察。首先，这种日常生活研究关注寻常之中的不寻常，对日常事物进行批判与祛魅，剥去传统国际关系研究设定的外衣，探索理解人、事、物的另一种可能，最终为被压迫、被边缘化的个体发声。其次，通过考察观念史、心态史、社会风俗史来研究国际关系，这种结合了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的研究思路有助于增加国际关系研究的厚度和深度。最后，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强调视角转换，研究思路不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它能够说明甚至预示某项政策施行的后果，是对理性选择结果的最好注释。
追求科学、艺术和人文“三位一体”的国际关系学研究是未来国际关系学的重要发展方向。尽管科学、艺术和人文在当前的国际关系学研究中隔阂重重，但我们可以积极寻求解决之道，使真、善、美三者能够恰如其分地融合于研究之中，让国际关系学兼具严谨与秩序、趣味与洞见、温度与情怀。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