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几千名艺术家的合作，是非常难得的体验，令人难忘。”
9月29日晚，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奋斗吧 中华儿女》在人民大会堂上演。
“与几千名艺术家的合作，是非常难得的体验，令人难忘。”担任本次晚会指挥之一的中国交响乐团首席指挥李心草格外兴奋。
在中国音乐学院，李心草接受了记者的专访。从这次演出中的难忘瞬间，到多年来的音乐之路，到对指挥艺术和文化传播的思考，李心草畅聊了音乐这件对他来说“最光明的事”。
李心草 |1971年出生于河北，祖籍云南，现任中国交响乐团副团长、首席指挥，中央音乐学院及中国音乐学院特聘教授，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
【20多天的彻夜连排，没有人有一丝懈怠和怨言】
上观新闻：在《奋斗吧 中华儿女》中，您指挥第四篇章献演，展现了一幅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壮阔图景。排演过程中，有哪些难忘的经历？
李心草：这次演出让我想起小时候在云南上学，有一次去学校旁边看国家队足球训练基地的训练，发现的一个很神奇的现象：明明清清楚楚地看到球员一脚踢到了球，最开始却什么声音也没听见，直到半秒钟之后，才听到“砰”的一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由于距离远导致的声音延迟。这一次的演出中，我们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难题———克服声音延迟。
演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堂的舞台气势宏大，对声音有扩散效应，和我们之前排练的模拟场地非常不同。加上400人组成的合唱团所在的位置不同于常规演出，分立舞台两侧，更给声场配合带来了额外难度。整个演出团队要克服声音传递的延迟，只能提前出声，随后通过一次次的调整、磨合，再调整、再磨合，做到整齐划一。由于演出曲目繁多，乐曲节奏有快有慢，声效有轻有响，每首曲子的提前量还不同，但都要排练到准确无误。
可以说，这20多天的彻夜连排，没有人有一丝懈怠和怨言，每个人都拼尽了全力，突破了自己的极限。等待的过程中大家席地而坐，甚至席地而睡，等到自己上场时，就是百分之百的投入。在这样艰苦的排练条件下，大家凭着心中强烈的责任感，相互加油鼓劲，共同克服了困难。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
晚会第四篇章开始前，李心草从陈燮阳手中接过指挥棒
上观新闻：晚会中，前三个篇章里有许多人们喜闻乐见的乐曲，而您指挥的第四篇章中新创作的歌曲较多。和经典作品相比，新曲目还没有达到让人耳熟能详的程度，有些甚至是第一次公开演出。您是怎样演绎这些作品的？
李心草：我觉得要辩证地看待新曲目的处理。一方面，新歌演出没有参照，演绎出来的实际效果可能连作曲家自己都不太清楚，还要通过实践再去修改。所以不管是指挥也好，歌唱家也好，可以在没有样板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想法处理。但另一方面，任何一部新作品在第一次面向公众演出时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至关重要。就像我们常常说的，第一次接触一部音乐作品时一定要听对版本。不然，留下了先入为主的坏印象，往后的欣赏就会非常困难。从这个角度来说，新歌绝对不能乱处理。
这次演出前，我和作曲家、歌唱家就每一首曲目的速度、力度、情感的处理都进行了深入交流。对于一些合作曲目，比如由“民歌王子”王宏伟和美声歌唱家石倚洁共同演绎完成的《一个都不能少》，在声音融合方面，前期也下了很大的功夫。
此外，这一次我们还加入了以往排练中都没有的一个环节———音乐作业。这是排练歌剧时的一个步骤，指的是演员学会曲目之后，先与单独的钢琴伴奏进行仔细排练。在熟悉之后，再与整个乐队配合排练。加入这个程序，就是为了让歌唱演员把握好有限的与乐队配合的机会，保证最终的演出效果。
晚会现场照
上观新闻：从“中俄文化年闭幕式”音乐会到G20杭州峰会《最忆是杭州》实景演出交响音乐会，再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奋斗吧 中华儿女》，您指挥了多场高规格、高关注度的演出。每次上台之前，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方式来给自己打气？
李心草：我这个人没有太多的仪式感。上台前还是比较现实地告诉自己，接下来要怎么做，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歌唱家、独奏演员的个人创作不同，指挥是领导大家进行集体创作的，所以首先要把自己的情绪和状态稳定下来，在台上能够保持良好的控制力，因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做到艺术上的发挥。
【指挥是一门一次也输不起的职业】
上观新闻：22岁拿到全国首届指挥大赛冠军，28岁加入中国交响乐团，看到您的履历表，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指挥天才。但很少有人知道，您最初学习的是长笛。当时是怎么转变专业方向的？
李心草：当年我参加云南省文艺学校招考时，老师问我愿不愿意学长笛，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就说“愿意”。很多年后我回想起来，当时如果老师问的是其他乐器，无论是钢琴、小提琴还是打击乐，我的回答应该都是“愿意”。在那个年龄，我还不知道什么是事业和未来，但潜意识里对音乐的向往是非常强烈的，觉得音乐对于我来说是最光明的事情。所以，不管什么乐器，只要能学音乐，我都愿意。
真正影响我一生的时刻，是入学一年后参加的第一次乐队排练。那一天排练的曲目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我演奏长笛。排练很快就结束了，但我却没有急着离开那里，而是等大家都走光之后，独自站上指挥台，在脑海中回想刚才指挥老师的风采。当时心里有两个念头。第一个是这儿（指挥台）比那儿（长笛位）好，第二个是我将来一定要站在这儿。我知道，我迷上了指挥。
对指挥产生浓厚的兴趣之后，我就在学校图书馆仅有的资料中搜出一些莫扎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作品的总谱。没有分谱，我就自己手抄，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抄。有些弦乐的谱子是一样的，现在只要复印就可以，但在那个年代，就是自己一份份地抄。有了谱子之后，我在学校组建了一个30多人的管弦乐队，只要有时间，大家就聚在一起排练，劲头非常足。
今天想来，要感谢那个纯粹而没有任何干扰的时代，让一群热爱音乐的少年可以心无旁骛地学习音乐、排练曲目。这段在艺校的经历是我指挥生涯中第一个关键时期。
初入艺校，李心草学习的是长笛 （前排左一为李心草）
迷上指挥之后，李心草在学校组起了管弦乐队
上观新闻：从事指挥工作那么多年后，您现在对这门艺术的理解和过去有什么不同吗？
李心草：我觉得每个学指挥的人都要经历这样一段心路历程。大部分人一开始学指挥时，其实都不太清楚指挥到底意味着什么、要做什么。最开始迷上指挥时，我只觉得站在舞台中央很威风，大家都得听我的。但在艺校的四年排练中我慢慢明白，组建乐队的兴奋劲过去之后，平常的排练中其实有许多问题需要指挥去解决和磨合，不是简单地耍威风就可以的。后来考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时的系统学习让我明白，原来指挥要学那么多理论知识。大学毕业到了工作岗位之后，发现要学的东西更多。从事指挥工作越久，我越觉得肩上负担的责任越重。要做一名合格的指挥，首先在学术方面要有扎实的功底，这非常重要，但只是冰山一角。如何克制自己的情绪，如何应变，如何与人打交道……这些都是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需要学习的内容。
现在我经常会和学生说，指挥是一门一次也输不起的职业。很多文艺工作者可能都会经历失意的时刻，但之后仍可以通过创作优秀作品重新获得大家的认可。但对指挥来说不是这样。指挥没有自己的乐器和嗓音，指挥的艺术是通过别人传达的。如果一名指挥在一个乐队面前失败一次，他在他们面前就再也抬不起头了。哪怕之后你指挥得再好，说得再有道理，他们给你的反馈都会是打折扣的。
有人曾经问我，最满意的演出是哪一场。对我来说，没有所谓最满意的演出，因为每一次演出都是最重要的，对待每一个音符、每一件作品都要认认真真，一斧一凿，做到最好。
上观新闻：在许多人看来，艺术家大多是“有脾气”的。在与乐手意见相左时，您会怎么处理？
李心草：对艺术要有自己的坚持和定力。有时候，我在排练中反复提一个要求，乐队队员不耐烦了，但我还是坚持。他们按照要求完成后，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大家也就信服了。我想，从事艺术的人，可能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如果不坚持，而是随大溜，久而久之对自己和对他人的要求就会越来越低。年纪越来越大，积累越来越多，我越是感觉到注重细节的重要性。
艺术上要坚持，但态度上不必尖锐。以前年轻气盛，总觉得自己在音乐上的观点是正确的，别人也要照着做。但对待音乐，大家其实都有自己的判断，发脾气也无济于事。指挥要做的应该是尽可能地凝聚整个乐团的力量，鼓励大家发挥出应有的水平，甚至做到超水平发挥。
【音乐是高贵的，但音乐家并不是高人一等的】
上观新闻：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日新月异，人们的文化生活也不断丰富，从硬件到软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指挥，您感受到了哪些变化？
李心草：以前我们到各地巡演，总是因为场地条件不行而烦恼。现在，随着各地高水准文化场馆的建设，我们经常惊叹不已———怎么有这么棒的音乐厅！
再以新年交响音乐会为例。新年音乐会起源于欧洲，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生根发芽，最初主要由国家级院团来演奏，后来逐渐在全国开花结果，成为新年必不可少的文化活动之一。现在，全国各地观众都能在新年之际欣赏到精彩的交响乐演出，各地交响乐团的艺术水平也越来越高。
看到这些变化的不只是我们，还有国外的名团。如今，像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这样的世界顶级乐团也会在新年之际来到中国演出。要知道，这些乐团的演出档期很有规律，国际巡演多为每年4、5月或者9、10月，年底来中国是很罕见的。这充分证明了中国演出市场的吸引力，和文化氛围之浓、艺术品位之高。
多年来，看到中国很多优秀的原创乐曲因为乐谱、分谱没法带出去，从而失去了在世界舞台上奏响、传播的机会，我觉得非常痛心。我想，在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把这种基础工作做得更好、更扎实。如果我们能够投入力量，促成国内优秀音乐作品的整理和规范出版，使得全世界乐团都能够像演奏贝多芬和莫扎特作品一样演奏中国作曲家的作品，蕴含着中国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走向世界才会更有希望。
上观新闻：近年来，国内各大艺术节期间涌现出越来越多关注现实、观照人民生活的原创交响乐和歌剧作品。而交响乐和歌剧本身是舶来品，要通过这些西方艺术表现形式表达中国故事，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李心草：中国的交响乐创作，绝大多数是以中国音乐元素与西方交响乐的表现形式结合而成的，其中不乏民族器乐与民族声乐的特色。纵观中国音乐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凡是能够流传下来、受到人们喜爱的交响乐作品，都是作曲家们把中国的音乐元素和汉语的语言韵律，科学地运用到作曲技术里，并合理地融入西方表现形式中。比方说，已经经过了几十年的检验，并且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熟知的《梁祝》。对今天的交响乐创作来说，也是如此。相信只要作曲家能够注重东西方文化的结合与融合，运用21世纪的音乐创作手法，中国交响乐一定能趋向更高境界的表达。
在歌剧创作方面，我认为应当格外注意作品是否能用观众普遍能够接受的方式“讲好中国话”。我们都知道歌剧起源于意大利，它的表现形式和当地的语言特点、感情交流方式、风土人情、生活方式都有直接的关联。意大利语的发声特征，让人们在听到意大利人对话时，感觉他们像在唱歌一样。所以音乐家受到了启发，把很多故事用意大利语的韵律谱写成一部部歌剧。而歌剧传入我国之后，一些作曲家在创作的时候容易走入歧途，把西方歌剧创作手法放在第一位，却没有考虑到中国语言的特点，导致汉语歌词与曲调音符结合起来“不中不西”，非常别扭。
我想，中国的歌剧不能说外国话，艺术家在创作时应该沉下心来，确保每一个音符都能唱响人们喜闻乐见的中国话语。中国歌剧的创作之路任重道远，但我对此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