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建好，借鉴是必不可少的。
5G发展攸关产业升级与整体国家竞争力消长，各国政府莫不大力支持；然而，5G带来的高耗电及天文数字的投资支出难题，也让政府与业者伤透脑筋。 台湾可以借镜国外电信业者的合作经验，截长补短，找出一条最适合我们走的路。
在全球多个国家开始布建5G网络的同时，台湾也紧锣密鼓地进入准备阶段，NCC（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公告5G首波频谱，将在今年十二月九日展开竞标。 5G网络怎么建？ 电信业者如何合作？ 如何用最精简的资源、对环境最少的负担，以及最短的时间，把5G网络造起来，考验台湾人的集体智能。
5G基站耗电量是4G的九倍
其中，耗电问题最值得关注，亚太电信董事长吕芳铭以中国电信于3GPP（全球制定5G行动通讯的标准组织） 标准会议投稿数据说明，5G世代每一个基站的耗电量是4G的三倍以上，加上5G由于传输距离较短，基站的布建密度会是4G基站的三倍以上；因此， 加总起来，5G基站的总电力消耗，恐将达到4G基站整体耗电的九倍规模。
为什么5G基站的耗电会高出许多？ 这与5G必须采用“巨量天线”（Massive MIMO）与高效能运算单元有关。 其次，为了实现物联网、车联网、智能工厂、智能零售等产业升级目标，5G每个基站要连网的装置，也比4G高出数倍之多。 也就是说，5G基站不但要比4G忙碌甚多，数量也多了三倍以上，势必成为未来台湾的“吃电怪兽”！
吕芳铭指出，台湾电信通讯对于全台电力的耗用比率，已达三％之多。 换句话说，政府若放任业者各自布建，5G世代来临，电信通讯可能吃掉台湾二一． 八％的用电量，又值台商大举回流之际，台湾电力供给恐将捉襟见肘。
除了耗电，资策会MIC资深产业分析师钟晓君提到，“站址”也是电信业者不能忽视的成本。 她指出，在4G基站布建已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布建密度需更高的5G基站，如何找到合适地点，对电信业者是一大考验。
“基本上，我们是鼓励共建。 ”NCC主任秘书萧祈宏指出，NCC对于5G时代电信业者合作采取正面态度；因此，NCC也参考欧、美、日、韩等多个已布建5G网络的作法，希望以国外为借镜，找出适合台湾的模式。
鼓励共建不介入 业者自行商业协商
虽然台湾5G频谱标售底价尚未公布，但台湾大哥大当年4G频谱的标金就高达二九○亿元，一般预料5G频谱标金会更高，台湾大哥大总经理林之晨曾估算，一家电信覆盖全台的4G网络要花一千亿元，5G至少要三千亿元。
台湾大哥大前总经理郑俊卿曾表示，电信商投入5G要承担五到十年的亏损风险。 台湾之星总经理赖弦五也提过二○二五年之前，电信商无法靠5G赚钱。 若看电信三雄近年的获利状况，一五年三家总获利仍有近七百亿元，一八年却衰退到低于五九○亿元，未来5G投资的回收压力可想而知。
在频谱标金无法省的情况下，基站建置的投资若能够透过共建分摊，将可大幅降低业者的营运负担。 目前NCC与电信业者多次讨论后，决定开放5G的合作模式；不过，萧祈宏强调，NCC不会主动要求，而是希望能让业者自行商业协商。
“日本、香港、欧洲，都有类似的（行动网络）合作。 ”NCC综合规划处简任技正陈玟良说明，当前在5G网络的布建发展上，国外已有许多合作案例，甚至有不少地区早在4G时代就展开合作。
其中，位于北欧的瑞典是合作模式最成熟的地方。 “瑞典是完全开放的。 ”工研院产科国际所研究部经理苏明勇解释，瑞典由于地广人稀，网络布建成本极高，电信营运商网络共建的部分就高达70％。
瑞典的合作方式不仅是共建基站而已，台湾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陈思豪指出，瑞典的行动网络合作，早已进入频谱共享的程度。
瑞典在4G时代，当地第二、第三大的电信营运商Tele2与Telenor，为了降低营运成本并快速布建4G网络，决定成立合资公司Net4Mobility，专门管理电信网络设备，并共享网络。
不只是瑞典，放眼欧洲，包含Vodafone、Orange等电信业者，也纷纷在多个欧洲国家与当地电信商合作。 “因为对他们（欧洲电信业者）而言，市场是整个欧洲，甚至全球。 ”陈思豪以Vodafone为例，由各地区电信业者投资网络设备，Vodafone提供跨国电信服务，能把更多资源聚焦在应用服务上。
今年四月，Vodafone与Orange在西班牙大都市展开合作，主动式共享基础设施。 “他们会在人口数达到十七万五千人以上的大都会合作。 ”陈思豪强调，过去电信业者基础网络的主动式共享合作，多集中在偏乡地区，这次两家电信商决定在大都会地区进行深度合作，显见双方对于如何降低5G布建成本已有共识。
电信商推共建共享 降低建置成本
亚洲各国5G建设同样如火如荼，更不约而同发展出各自共建分享的模式。 以中国为例，地方电信商将5G基站布建、维护及营运的重任，交给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共同出资成立的中国铁塔公司负责。 “由中国铁塔去找基站站址、布建，做完之后，再出租给电信营运商。 ”钟晓君分析，这样的模式有助于电信业者加速5G网络的建设。
同时间，韩国与日本的电信业者同样展开5G的合作。 苏明勇指出，韩国三大电信KT、SKT、LG U+在5G发展初期，就已经有了天线与网络共享的协议。 在中央政府出面协调下，韩国十七个地方政府就5G基站铺设可能会使用的人孔盖、管线、红绿灯等公共设施进行总盘点，尽量给电信业者方便，以加速5G基站建置。
台湾爱立信（Ericsson）新任总经理蓝尚立（Chafic Nassif）分享了他的观察，“韩国从今年四月5G商业网络开通以来，短时间内进步得非常快。 ”他指出，韩国国内可说上下一心，希望在今年底达到5G普及率九○％的目标。 日本的KDDI电信则和竞争对手软银（Softbank）连手合作，双方将共同发展5G基站等基础设施。
苏明勇认为，驱使各国电信业者积极合作的动机，无非是5G远比4G更巨大的建置成本，让欧洲、日本、韩国的大电信商，愿意实行共建或是共享模式。
仍在摸索合作模式阶段 缓不济急
这样的状况，台湾电信业者自然也看在眼里。 但不同于欧洲早在3G、4G时期就有合作经验，台湾电信业者仍处于摸索阶段。 苏明勇认为，若是透过合资公司的方式进行合作，电信业者首先面对的，就是该如何付费的问题，使用多少频谱资源该付出多少费用，“这会很复杂。 ”
另一项挑战，则是如何透过5G产生获利的问题，苏明勇直言，对于新获利模式的想象，“大家都还没找到成熟的应用。 ”陈思豪则进一步分析，合作的结果，很容易导致各家电信业者的服务趋于一致，一旦缺乏服务差异，恐将导致电信业者重回削价竞争。 这对电信业者在5G时代的竞争力，可说是相当不利的因素。
5G是电信发展无法避免的方向，台湾仅弹丸之地，倘若政府未能出面主导，与业者共同研议出一套符合台湾的共享模式，而放任业者各自建设，只表达鼓励态度，恐怕缓不济急。
可以确定的是，在未来，单纯的网络速度提升，不会是吸引用户最好的方法。 “在5G时代，不再只是收取行动上网费。 ”苏明勇认为，当自驾车、智能医疗、智能制造等多种专业应用的环境成熟，这些项目式服务模式，才会是5G时代电信营运商能否获利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