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是国家最高的荣誉，能够入选共和国勋章的建议人选我深感荣幸。核潜艇是全国大力协同的产物、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仅仅是当中一个成员。荣誉应该属于集体。”
日前，“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公示，在8名“共和国勋章”建议人选中，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位列其中。《面对面》栏目的记者在武汉对95岁的黄旭华进行了专访。
参加这项工作 就要当一辈子无名英雄 像核潜艇一样潜在水底下
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下水试航，因为核潜艇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国际上一些军事大国纷纷加强了这一新型武器的研制工作。为了能够强有力地应对西方大国的核讹诈，1958年，作为国家最高机密的中国核潜艇工程正式立项。34岁的黄旭华参加了“核潜艇总体设计组”工作，是最早研制核潜艇的29人之一。
黄旭华：第一，进入这个领域就不能出去，干一辈子。犯了错误也不能出去，你一出去就把国家机密带出去了，犯了错误留在这个地方打扫卫生。第二，绝对不能泄露单位的名称、地点、任务、工作的性质。第三，当一辈子无名英雄，不出名，一般的科学家他把课题公开，一旦有成绩马上公布，而我们核潜艇的工作世界上都一样，保密非常严格。人家问我你能够承受得了吗？我说能够承受得了。参加核潜艇工作，我就像核潜艇一样，潜在水底下，我不希望出名。
从零起步，算盘加磅秤，土办法研制中国第一艘核潜艇
核潜艇是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其研制难度远非常规潜艇可比拟。包括黄旭华在内的科研人员没有见过核潜艇长什么样，中国的核潜艇事业从零开始。
为了尽早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核潜艇，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把核潜艇的发展列入了国家战略，并打破常规造船程序，采取了边研究、边试验、边设计、边基建、边生产的“五边”政策。
黄旭华：我们的工作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陈毅讲了一句话，你们把事情搞出来，我这外交部长就好做了。
记者：您怎么理解他这句话？
黄旭华：说话腰杆就硬了，没这个实力我们国家在国际上没有地位的。
在当时的条件下，黄旭华和其他科研人员想了很多土办法，用来解决尖端的技术难题。没有计算机计算核心数据，他们就用算盘和计算尺，甚至用磅一点点秤的笨方法来解决核潜艇的重心问题。
黄旭华：核潜艇牵涉到五万多个台件，几千米长度的管道电缆，一千多吨的钢材，这么多的东西组合在一艘潜艇上，要保证重量重心在最好的位置上非常困难。我们没有更先进的计算手段，我们是用算盘打出来的，每一点改变整个情况就要重新算，反反复复，我们的同事没有怨言，咬紧牙关把它搞出来。我们在船台的入口处放了一个磅秤，凡是拿进船台的都要过秤，所有的重量要跟我计算的要一样，拿出去也要登记，重心如果不一样马上要调整。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鱼雷攻击核潜艇“401”艇神秘下水。1974年八一建军节这天，“401”艇正式交付海军，编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这是世界核潜艇史上罕见的速度：上马三年后开工，开工两年后下水，下水四年后正式入列。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亲自下潜数百米 成为全世界第一位参与深潜试验的核潜艇总设计师
1988年年初，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迎来了一个关键的日子，按设计极限在南海进行深潜试验。试验前，《血染的风采》这首歌曲在参试人员的宿舍里常常响起：“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悲壮的情绪四处弥漫，有人甚至偷偷给家人写下了遗书。
战士们忐忑的心情，与美国的一次核潜艇极限深潜航试验有关。1963年，美国长尾鲨号核潜艇在进行极限深潜航试验时，因事故沉没，艇上129人无一生还。
在之前的核潜艇建造过程中，黄旭华和同事们通过严密的检查验收手段和三个月的质量复查，为这次深潜试验做着充分的准备。当得知舰上操作人员承受着超常的心理压力时，黄旭华亲自与他们对话，让他们对试验成功树立信心：这次做试验绝不是让你们去“光荣”，而是要大家把试验数据完整拿回来。座谈会上，他宣布要上艇与大家一起参与深潜试验。
黄旭华：他们说总设计师的任务是坐镇在水面的指挥船上，您下去干啥？我说我下去，万一试验过程当中发生了哪些不正常的现象，我会及时协助艇上的援救，采取措施及时避免事故扩大，作为总设计师我要为这条艇负责到底，我必须下去，没有考虑其他什么个人问题。
64岁的黄旭华是全世界第一位参与深潜试验的核潜艇总设计师。深潜试验当天，南海区域，微风有浪，“404”艇犹如一头黑色巨鲸，慢慢下潜，随着深度的增加，钢板承受巨大的水压，发出咔咔的响声。黄旭华气定神闲，指挥若定，给了大家无穷的信心。
最终，“404”艇抵达水下极限深度，成功完成预定的深潜试验，全艇沸腾！“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按照规定不能放鞭炮的海军码头打破惯例，庆祝这一历史性时刻。黄旭华现场写下“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黄旭华：这几个字是我从事核潜艇事业的写照。一个是痴字，一个是乐字。痴，痴迷于核潜艇，献身核潜艇的事业我无怨无悔。乐，乐在其中，对待任何事物都是乐观对待。
30年没能回家 没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每年冬天都会戴母亲生前留下的围巾
由于核潜艇研制是国家最高机密，从1958年到1988年，求索的这30年，也是黄旭华隐姓埋名的30年。
1957年元旦，黄旭华回乡探望家人，他向母亲承诺要“常常回家看看”。可是，包括他自己在内，全家人谁也想不到，自此一别，竟然要30年之后才能再次相见。1958年那次工作调动后，他与父母的联系只能通过信箱。父母多次写信来问他在哪个单位、做什么工作，他总是避而不答。父亲去世时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也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黄旭华：父亲是突然间去世的。那时候邮政局打电报告诉我，但我也没办法回去。我没有跟组织提，只是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承受下来。
对于黄旭华的多年不归，亲人们多有怨言。弟弟妹妹们说：三哥大学毕业了，就忘了家，忘了养育他的父母。黄旭华的母亲再三说：三哥不是这样子的人！但是，30年没回家，母亲难免也有不理解。
1987年，《文汇月刊》第二期发表了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讲述了一位核潜艇总设计师为中国核潜艇事业隐姓埋名30年的事迹。黄旭华把篇文章寄给了母亲，文中虽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写了“他妻子李世英”。老母亲知道这是她的三儿媳。文章尚未读完，老人已经泪流满面。
黄旭华：当我母亲知道我搞核潜艇，她感觉到自豪，她把子孙们叫来，说了一句，“三哥做事大家要理解要谅解”。理解和谅解传到了我的耳朵，我真的哭了。我说儿子对不起他们，我没有当好儿子，也没有当好丈夫，也没有当好父亲。核潜艇就是我的一切。不能说我对家没有感情，我欠了我的父亲母亲，欠了我的爱人女儿，欠了一辈子还不了的情债。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能够这么坚持？我讲了一句话：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这个一直在我心里面。
1988年,黄旭华借着到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出差的机会，终于回到阔别30年的广东海丰的老家。93岁的母亲终于等到了自己的三儿子。
黄旭华：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把母亲的一条旧围巾拿来。每年冬天，我一定会戴母亲的围巾。我感觉围了这条围巾母亲就一直跟我在一道，我真的想念我的母亲。
95岁高龄仍坚持工作 要给新一代核潜艇设计者当啦啦队长
如今，为核潜艇奉献了一生的黄旭华已经95岁，一只耳朵已听不太清，但腿脚还算利索。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船重工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黄旭华仍然每天都来到他的办公室，继续他的工作。
黄旭华：虽然我现在年龄大了，已经退出一线，但是我感觉我的责任并没有完。世界上的技术竞争非常激烈，其中最严峻的竞争表现在国防科技领域。竞争当中，你落后了就要挨打，所以我们任重而道远。我95岁了，人家说您不要去上班。我说我还是有责任的，我现在的责任是给新的这一代当啦啦队长，给他们鼓劲儿。
（编辑 王晓辉）